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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天子有公、诸侯有卿、卿有侧室、士有朋友。此时的朋友,并非是平等的朋友,而是宗法制之下辅佐士的那些人,可以称作士的朋友。
所以,夫子称颜渊、子贡、子张、子路为友,这不是一种隶属关系,但也绝不是平等的朋友,而是一种宗法制下的、非血缘的、亲近的辅佐关系。
但是即便再亲近宗法礼制也不能乱:夫子是士,所以只能有朋友,哪怕做了大司寇这些人也只是辅佐他的朋友而非隶属的手下。
如果他在鲁国大司寇的位置上一直做到死,那么他死后算作大夫,但在生前不能拥有大夫才能拥有的养士权力,士一级别的弟子也只能是朋友而不是下属。他可以培养士,但不能养士。
理论上这是个完美的分封方案,从高级五爵到低级武士一应俱全,而且周天子当年的土地极多,又有大义名分,手下武士众多,还有诸侯的贡赋马匹。完全可以压得住各路诸侯——周郑交兵的时候,要不是郑国耍赖居然用了战术,周天子手下的甲士和精锐武士能把郑国的车兵武士打出屎,然而自家亲戚之间堂堂正正不用战术的时代过去了……
开国初年,鲁侯也不过是七百乘,也就是七百个甸堡级别的下级车兵武士组封地。刨除掉一半的乘车,攻车也就三百来辆,鲁国可以世袭的低级贵族应该也就保持在这个数量上。
齐国的正牌世袭低级贵族,应该是鲁国的七分之四,因为齐国开国是四百乘之国,而且齐国姓姜不姓姬,是外姓不可不防。
在前期,国君基本可以控制住本国的局面,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为不同。
以齐国为例,管仲改革之后,齐国分为二十一个乡。
按照适庸俗且简单的理解,这些乡可以看成是出兵的男爵领和出钱的城市,所谓工商之乡和士人之乡共二十一。
城市不出兵,但是提供辎重、军械,靠商业保证出兵的支出。
男爵领出兵,每个乡可以出两千人,二十辆驷马战车、二十辆乘车、六十辆牛车,外加一千多的征召兵。
全国二十一个男爵领和城市,齐桓公手里握着十一块,全部的六个城市外加五个男爵领。周天子派去监视的国、高两家,名义上可以各带领五个男爵领。出兵的时候正好是左、中、右三军。
三万人,车千乘。管仲命二百人一个连,两千人一个旅,一万人一个军,整个齐国在改革之后可以征召一百五十个连、至少五百名下士以上的贵族。
无论下面的贵族怎么蹦,齐桓公手中的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城市都是绝对的优势,完全可以掌控住局面。
车战还是主流的年代,这种制度还必须保持下去,否则凑不出战车也就没法打仗。
适只是想不通,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,这些驾车、射箭的士,是怎么保证半脱产的?
弓箭不是弩和火枪,随意抓个人征召在战车上射箭,除非齐桓公真的人如其名,是个小白。
丘甸村社的农奴,是仅仅对国君和最大封君履行封建义务支付劳役地租?还是也需要耕种丘甸驷马贵族的公田、也向低级贵族履行封建义务?
还是说,这些低级贵族像是满清奴隶制下的巴牙喇、白甲兵?有自己的小块土地,由家庭奴隶或是农奴耕种,而作为他们战时手下的徒卒只需要向国君履行封建义务和劳役地租,而对战时的直辖低级贵族没有封建义务?
这很重要。
非常重要。
如果是只向国君和封君履行封建义务、村社自治、低级贵族有自己的小块封地和家庭奴隶,那就简单的多。
不管宣讲什么、改变什么,都很难有人直接出面管辖,不会损害到低级基层贵族的利益。
如果是后者,那些下级贵族既是军事长官、又是民事政务官,这些农夫必须给下级贵族无偿劳役,那么这就很麻烦。
自己将要做的这些事,很可能会引起低级贵族的不满,所谓不怕县官只怕现管就是这样。
都说此时礼崩乐坏,他急需知道的是已经崩坏到什么程度了,才好选择最适合的手段下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