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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第二天天刚亮，第三个分段又出鱼了。第三个分段，约起出一百四五十斤。上午公社供销社主任赶来，见不少村民在买鱼，急忙说道：“虞老大，不要卖了，千万不要卖了。马上就过年了，这么新鲜，我高价全收，全收！”
旁边赶来买鱼的村民当然不干了，纷纷说：“这不合适，你收便收，也要让我们买。你们公社过年，我们老百姓就不过年哪。”
周建国和周昆也来了，周建国对虞新河和虞新民说，“虞老大，虞队长，戽完后，可别忘了把堰全部清理开。”
虞新民说，“书记这你放心。小鬏戽着玩，我们来帮手，最后肯定全挑通。”
周建国临走时，带了四五条大红鱼，只记帐，没付钱。原来，县里最大的社队企业，莫氏公路运输公司（简称莫氏物流公司）要在我们公社设立分公司，正到大队考察哪，需要招待。
当然，大队的鱼钱也不会赖帐，年底结算时，会记入生产队的帐里。
又干了近十天，终于戽完了，最后两个分段鱼不多，只有五六十斤。一算帐，总共戽了一千五百多斤，每家都留了二三十斤过年，还卖了五百六十多元。
这对正处于春荒之前的村民来说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要知道，那个年月的普通农户，一家人费上一年功夫，也就养一头猪，顶多卖个一百二三十块钱。虞氏四兄弟干的这一票大买卖，等于是给每家送去一头大肥猪，非同小可！
这一场艰巨的战役打完，五个小家伙都累得瘦了一圈，躺到卧榻上就不愿动了。于月月和王凤押着五人到街上澡堂子里，干净彻底地洗了个澡，高高兴兴地过年。回来后，四人在于月月家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宿，才缓过劲来。
巧云还专门跑来，对他们威胁说，“以后这样的好事不准落下我，不然我就揭你们的老底，看大爷二爷不扒了你们的皮。”几人只能老老实实地答应。
本来，过年后这个春季，是四家每年最难熬的荒年，粮食肯定不够吃。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，派上了大用场，让几家安然渡过了春荒。
七十年代初的几年，苏北冬天暴雪天气较多。
一旦下大雪，虞松远和他的死党，不管睡在谁家，都会自觉早早起床，不用母亲或婶子们挨个打屁股叫。几个少年会自觉扛起笤帚，自地参加“四类分子”扫大街的队伍，代替体弱不支的教授奶奶与病魔缠身的陈老师，去参加义务劳动。
教授与陈老师可以不参加“四类分子”扫雪，这是六小队政治队长周昆和大队书记周建国特许的。但这“特许”可不是施舍或恩惠，而是少年虞松远与他的兄弟们，用小拳头生生给打出来的。
周昆是大队书记周建国的本家，也是亲信，因此有恃无恐。年轻时，他是有名的混子无赖。如果不是虞松远等几个顽童胡缠乱打，以及虞新河、虞新民兄弟俩的巧妙偏袒，周昆才不会对“四类分子”丝毫善心。
那一年冬天奇冷，天连降暴雪，雪下得有大人屁股高。大雪封门，天地白皑皑一片。家家户户挂着吊搭，男人孩子围着火盆烤火取暖，女人们则或缝补衣服或家长里短“嚼舌头”。可“四类分子”们，每天都得在扛枪民兵的监管下，先将村里道路上的积雪铲到路边，然后再仔细清扫干净。
在“四类分子”扫雪时，虞松远常常带着村里的顽童们，在一边疯狂地打雪仗。雪太深，大人们行走很不便，虞松远与他的三个小兄弟，却在厚厚的积雪之上行走如飞，来去自由。
教授染了风寒，被这场严寒打倒了，已经连续数日卧床不起。陈老师也咳嗽加重，有时甚至能咳出一团一团的血来，把王凤吓得几次都哭了起来。尤其是教授，似乎有过不去这个冬天的样儿。
那时候农村医疗实现全覆盖，但医疗水平普遍很底。农民有病了，一般只是找大队的赤脚医生看，挂挂吊瓶，打打针。厉害一点的病可以到乡、县医院看，可重病就没几家看得起了。所以，一旦得了重病，基本只能在家等死。
教授和陈老师得的都是陈年老病，虞新民将赤脚医生请来，挂水、打针、吃药，一个流程走下来，根本不管用，一点没见起色。这天晚上，室外北风呼啸，室内点着火盆，教授却着高烧，冷得不停哆嗦，人已经连着三天，处于昏迷状态。
于月月和舒同孤儿寡母的，一时就乱了分寸。虞新民再将大队的赤脚医生请来，吊了三天盐水，还不退烧。五六天了，滴水未进，人一直昏迷不醒。后来，医生表示，已经尽力了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或者到县医院去，或者准备后事吧。
这大冷的天，冰雪封门，送医院这么来回一折腾，教授肯定是扛不过去的。
虞新河、虞新民一直在轮流给教授和陈老师把脉、观察、诊治，他兄弟二人都不同意上医院。于月月已经彻底没了主意，佘文芳、佘文秀、王凤已经噙着泪，偷偷在给教授准备寿衣。
赤脚医生带着歉意走了，但虞新河、虞新民兄弟俩却没有放弃。他们轮流仔仔细细地把脉后，弟兄俩认真商量了一下，虞新河给教授写出方子。同时，也给陈老师专门号脉，写出了方子。
大雪封路，公共汽车已经停了。虞新民大雪夜徒步行走十几公里，亲自到县城敲开药铺的门抓药，凌晨前又一身风雪地赶了回来。两家连夜熬药，天亮前开始用中药救治教授和陈老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