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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谕再次前往上海时，胡适同行，他要继续前往杭州养病。
火车上还有英国公使馆参赞哈丁及日本公使馆参赞佐分利贞男。
佐分利贞男说：“胡博士，芳泽公使已经看到您那篇关于对日关系的演讲，他非常欣赏。”
胡适说：“我也是受到日本学术圈‘中日互助’的思想所启发，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领域。”
佐分利贞男说：“请胡博士赐教。”
胡适说：“现在的中国，充斥着对日本的排斥思想。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达成‘中日互助’，就应力求使中国人懂得日本文化。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是最多的，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真正赏识日本的核心文化。这就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根本原因。假如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，那么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，中日也会亲善。”
“胡博士真知灼见！”佐分利贞男大为赞同，旋即叹道，“可惜日本教育界没有太大话语权，影响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。”
李谕听完胡适的话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，佐分利贞男耳朵和狗一样灵，竟然听到了，于是说：“院士先生有高见？”
李谕说：“如果在国耻日说出这些话，中国的大众可不会同意。”
佐分利贞男是个政客，立刻说：“我们要向前看，不要总是着眼于过去。”
他这话还不如放个屁，向前看？日本侵华？
胡适也摇头说：“两年前，我曾在清华举行了一次演讲，题为‘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’。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讲台上聊政治，当时我就说，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；而且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。可惜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，台下的学生嘘声一片。”
李谕问道：“胡博士，您就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台下嘘声一片？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？”
胡适说：“我当时只是觉得这篇演说似乎不太受欢迎。”
幸亏不受欢迎，也不可能受欢迎！李谕心想。
“胡博士，我劝您还是多研究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，然后再去谈政治，”李谕说，“或者最好少谈政治，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如今任公已经不再趟政治的浑水。”
胡适最多就是个文化人，压根没搞政治的本事。要是他从政，到不了日本侵华，就会把东北送给日本以求所谓的“中日亲善”。
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给蒋校长建议的，还想做驻日大使……
当然，蒋校长不可能听他的。
佐分利贞男却说：“贵国的政坛上军人太多，我们一直认为，多一点胡博士这样有文化的人将更好，我们与贵国的谈判也能顺畅很多。最少他不会像段祺瑞、曹锟这些军人那样滑头。”
李谕淡淡一笑，打住这个话题：“政治上的事，你们还是自己努力吧。”
说起来，这个佐分利贞男挺搞笑的。
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个“西原借款”嘛，数额庞大，1.45亿日元，相当于一半多的马关条约赔款。
段祺瑞借到钱后，没多久就下台了，后面的各届政府都不认这笔借款。
日本就让佐分利贞男去讨债，那时他已是驻华公使。
佐分利贞男先找段祺瑞，段祺瑞两手一摊：我都下台了，说话不算数！
佐分利贞男又去找担保人张作霖。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的，怎么可能从他嘴里扣出一个子儿？
果然，张作霖直接耍“无赖”，说自己压根不知情，担保？你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吗？担保个巴子！
北伐胜利之后，佐分利贞男又找老蒋讨债，还带了当年段祺瑞签的几份密约。
老蒋对此大摇其头，说当时孙先生就拒绝承认，而且发过声明，北洋政府所欠外债与南京方面无关。
老蒋这句话说得没啥毛病，从法理上讲，日本确实不占理。
但佐分利贞男是个狠人，不还钱是吧？行！老子上吊给你们看！
额，佐分利公使没说大话，他真的上吊自尽了！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讨债而死的高级外交官。
英国参赞哈丁说：“总谈政治确实没什么意思。之前我与本国几位教授聊起一个问题，没有聊出结果，我想问问两位，就是，中国这一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？”
胡适说：“我不认同哈丁参赞的话，中国的进步其实很多。”
哈丁说：“难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还要强？”
胡适说：“自然！唐朝的文化被史家过誉了，尤其是外国学者。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过度污蔑，导致大家都以为唐朝以后中国没有进步。总体而言，清代的学术是足以压倒千古的。”
这些话胡适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述，包括清华、协和等名校的演讲。
哈丁说：“胡博士倡导的不是新文化嘛？”
胡适说：“没错，但这是两码事。我们自然更应该追寻伟岸的西方文化，学为己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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