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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胡适的话里,就能听出很多矛盾。
毫无疑问,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,尤其欧美,他对日本可能还不是很看得上。
而另一方面,胡博士又因为学问的问题,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,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“世界中心”。
用傅斯年的话说: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,仍是传统的中国人。
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“外国传教士”。
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:“你说中国不好。你是外国人么?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?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。”
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。
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,俨然西方的代言人;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。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“世界”的中心。
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,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。
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。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:“胡适能教些什么呢?”
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、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,别有一番滋味。
唐先生喟叹:“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;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!”
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,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“世界”,可是这个“世界”却没把他们看作“世界公民”。
非常令人唏嘘,再想想一百年后,还有那么多所谓的“公知”犯同样的错误,更加令人作呕。
百年前的胡适多少有历史的局限性摆在面前,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虎落平阳,几乎寻不到光明,大家心中有许多无奈难以发泄。
而百年后的所谓“公知”就纯粹是无知一般地跪舔了。
哈丁说:“我觉得可以借用刚才胡博士的一句话,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李谕,中日就能够真正友善了。”
胡适哈哈大笑:“那样中美也可以友善了。”
李谕乐道:“直接世界大和平得了。”
几人笑得各不相同。
——
抵达上海站后,胡适并没有选择继续乘坐沪杭铁路前往杭州。
李谕问:“胡博士不是要去杭州养病吗?”
胡适说:“不着急,先顺路探望一下康先生。”
“康南海?”李谕问。
“是的,”胡适点了点头,“天马会的刘海粟先生一直为此撮合。”
天马会是个画界的组织,刘海粟是近代很有名的一个画家,不久前刚刚拜康有为为师。
貌似是康有为主动提出的,觉得自己弟子中没有懂绘画的,就想收刘海粟为弟子。要不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画家要拜入康门。
李谕笑道:“康先生创立孔教,你想打倒孔家店,你们两人真是相当不搭调。”
胡适也笑道:“到时我肯定不提这茬。”
他们两个见面,不用想就知道场面有多尴尬,最多就是说几句冠冕堂皇、不痛不痒、互相吹捧的客套话。
康有为倒是针对“打倒孔家店”这事对胡适说:“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,这家店很难打倒哇!”
李谕则直接去了趟大同大学,然后去了汽车工厂,正好遇见过来视察的孙先生。
他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,由宋子文和孔祥熙搀扶着。
“院士先生实业救国、科学救国、教育救国的几招均有成效,此情此景令人高兴。”孙先生说。
李谕看他面色有些发黄,于是问:“孙先生去医院看过了吗?”
孙先生说:“看过了,他们建议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。”
李谕叹道:“早去为妙。”
他得的是不治之症——肝癌(也有说法是胆囊癌,但协和医院当时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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